2016年，许康文和李勇昌创立LOMO乐盟电影公司，是我国少有会打造鲜明品牌的电影企业，全面提升本地电影生态圈，制作了多部好戏，包括入围香港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的《大手牵小手》。多年的磨练与浮沉，成为了滋养电影内容的养分、栽培本土电影的壮志。
电影业被称为梦工厂，而在里面织梦的电影人，面对的却是现实的票房与成本问题，成则名利兼有，败则连生活都堪忧。做电影从来不易，何况是刚起步的马来西亚中文电影？
许康文和李勇昌的乐盟电影公司，这几年频频有作品呈献给观众，除了《大手牵小手》，还有《怨灵2》、《双魂》等,在中国和东南亚都有不错的票房记录，入围国内外各大小电影奖，业务横跨中马新港台等地，同时也发行电影，甚至于2019年开设了CINEHOUSE影院，实际支持本地电影。乐盟特出表现的背后，是许和李两位灵魂人物多年历练所铸造。
他们一制一导，许负责商务，李负责创作，合拍且做出了成绩。其实在他们成立公司之前已在10多部电影里合作过。
Aron:会拍电影也要会卖电影
外表沉稳的Aron许康文，随时能针对电影的方方面面侃侃而谈，对本地电影史了然于心。他目前是公司的主要策划人，负责推动市场营销与发展。接受专访时他却笑说，“我至今仍不习惯见人谈生意。没办法，营销与规划，是电影的重要元素。”
事实上，Aron并不是商科出身，是一名彻头彻尾的影视文化爱好者。来自柔佛的他，从小就对电影有兴趣。“我喜欢用镜头说故事，念宽柔中学时曾参加摄影组。大学时极力争取从工程系转去主修多媒体大学的电影和动画系。”
4年大学生涯，他积极参与电视节目制作工作，不惜翘课也要去当个买饭盒、跑腿的小助理。“那时我的想法是，能够参与就好，当作汲取经验，了解制作流程。”
师生情缘来自春节表演
在校内他踊跃参与表演活动。多媒体大学华文学会有年度春节大型表演，学生们找来当时做表演老师的李勇昌担任导师。Aron和李勇昌就是这样认识，“所以，李导演可说是我的老师。”他说。
少年Aron心中有个导演梦，“然而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个机会。当时是2000年初，还没有本地中文电影出现，那时的电影爱好者拍的是小成本短片，称为独立电影，我也拍过,2004年还获得Astro举办的独立电影比赛金奖和最佳摄影。”
2003年，刚大学毕业的Aron凭着初生之犊的冲劲，决定开拍自己的一部正式电影，名为《精灵》。 为了筹集数十万令吉的制作费，他求亲告友。母亲帮他去向亲戚借钱。妈妈的无私信任，让他感动至今。可是最后，资本是筹到了，电影拍好了，但是票房却失利。
“电影不卖，本钱回不来。为了还债，我必须去工作赚钱。幸好林国荣大学聘用我在电视电影部门任教，薪水还不错。足足经过4年，省吃俭用,才还清债务。”
那段时间，他失意兼举债度日，唯一让他看到曙光的事是，《精灵》这部戏虽然不卖座，却被美国哥伦比亚公司看中发行。“现实让我了解到，宣传和营销也是电影的学问之一。必得各方面到位，才是成功的电影模式。大学里只教如何拍电影，却没有教我如何卖电影。”
李勇昌：昨日浮沉是今日灵感
尽管日子不大好过，他没有放弃梦想。2010年，著名歌星阿牛陈庆祥的《初恋红豆冰》掀起本地中文电影序幕，接着周青元导演的系列本土电影，以及大马鬼才黄明志导演的《Nasi Lemak 2.0》，让本地中文电影有所发展。Aron本身在2009年后继续积极投入本地和国外电影制作的工作，还曾参与资深香港导演高志森的作品，逐渐在行内崭露头角。
另一边厢，李勇昌更早地经历了曲折的影视路。现年47岁时已晋升著名导演级别，外表还是保持着温和文化人的气质，内心则是有越挫越勇的冒险精神。
说起表演和电影，他一直满怀热情与渴望，“我从中学起参加戏剧表演，包括全槟城学校戏剧比赛，从中培养了兴趣。因为没人指导，每次都‘包尾’，但是我没放弃。我发现输了，反而是激励自己改变的时候。”
中学毕业后他决定到马来西亚艺术学院升学，“那时戏剧系分为电影电视制作，以及舞台剧，我毫不犹豫地全部选下主修兼副修。”
金融风暴挡了去路
他笑说，来自北马小地方普通家庭的他，一来到吉隆坡接触到文化艺术领域，就像饥渴的人看到水源，拼命想吸收。他的选项却不被父母赞成。“那是1994年左右，父母对戏剧的印象只是‘唱大戏’，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去读戏剧。”
然而李勇昌还是坚持完成了学业，且过程艰辛，“零用钱每个月才300块，衣食住行都靠它。”大专时期，他课余在TV2电视台参与制作音乐节目，很多事情都要下手去做，常驾着摩多四处看景，不过为了学习，他都愿意去尝试。
没想到1997年遇到金融风暴，许多项目被停止，原本获得加入电视台工作的机会突然没了。“连当时的HVD粤语电视制作公司也结业。我们顿时好像失去了所有出路。” 为了生计，他奔走于不同的学校，甚至来回新马的学校，教学生戏剧表演，“蛮劳累的”，，他说。
靠一齣舞台剧翻身
有一段时间他在马来西亚剧场教学委员会当戏剧导师，该组织曾孕育了不少年轻艺人，包括还未出道的李心洁、阿牛及梁静茹等。同时他在舞台剧剧场工作，但这一直都不是本地人的主流娱乐节目，何况是20多年前？“所有工作收入加起来也不超过2千块钱。”一直不理解他的父母亲很是担心，“我快要30岁了，父母劝我转行去做正式的老师。”
“无法之下，我意识到，必须放手一搏，让人看到我,才会有生机。否则真的要去教书了！”于是他鼓起勇气和同伴去参加某报章举办的全国青年艺术创作赛，结果获得了全场最高荣誉奖！浮沉了好几年的他，首次感受到被人认同的喜悦和信心。
有了奖项荣誉后，他组织了舞台剧团，制作一部结合电影电视手法的舞台剧《折翼天使》，有笑有泪，这次他成功吸引了一批观众，1年内重演了21场，顿时保住了舞台剧的事业！
当遇上周青元等级攀升
接着他们每年参与舞台剧相关比赛，多次获得编剧、戏剧和导演的奖项，总算闯出了一点名堂。可是无论如何，欣赏舞台剧的人只是非常小众。李勇昌再次思考如何突破瓶颈。
2010年是转捩点，本土导演周青元透过朋友推荐找到李勇昌。“我们谈了15分钟就有默契和共识了。”不久，他就写了叫好叫座的《大日子》、《天天好天》、《一路有你》等剧本作品，接着黄明志也找他编剧。李勇昌晋升著名编剧行列，变得很抢手，案子应接不暇。
说到内容题材灵感来源，他笑说，“有很多人这样问。我总是回答，‘在马来西亚，只要不死，每天都可以看到很多新鲜事。加上过去多年磨练，我在这片土地上的经历，都是灵感。”
生活经历写出接地气剧本
“记得大学时期，零用钱少，每餐只够钱吃一包椰浆饭。过去吃的苦，让我累积了对生活细节的敏感度，能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。”写剧本时，往日的点点滴滴体验，成了跃然于剧本的好内容，就像为黄明志写‘Nasi Lemak 2.0’时，当初的感触又重回于心。
他说，“当戏剧老师时,既劳累薪水也少，每餐只能吃简单的杂菜饭。所以，也许如今一碟饭都会让我有感触，带来延绵不绝的想法，写出本地人有共鸣的内容。”
写了这么多剧本，他说，最大的收获是懂得吸收不同的编写手法，写出大家认为好的。“同时，我释放了本身的经历点滴。反过来，我也可以籍此为自己编写各种人生，有不同的体验和感悟。”
原本李勇昌打算再做几年编剧，不过机会接踵而来。Aron在2012年负责制作一部电影，希望找一名新的，但是有一定功力的导演，“我很快想到勇昌，能演又能编。”就这样，两人再度合作，并一直持续至今。
两人合作的电影《超渡》在2013年上映，题材独特，反应很不错。李说，“凡是本土的内容，我都可以写。我希望电影内容是多元且百花齐放的。
一拍即合创立品牌长线发展
当他们问我想拍什么题材，我想到自小在槟城听过的民生故事。虽然超渡是鬼故事，但是记录了本地的一个特别风俗，那就是以潮州语唱出超渡歌曲的一班“斋姑”，其实她们身世蛮可怜,歌词内容很丰富。我就是希望，能用电影记录这些本地民间文化。”
2016年，李和许正式组成乐盟电影公司，陆续拍了多部受好评的电影。长期以来大部分本地电影业者并没有组织公司，李和许成立电影品牌的做法是罕见的。可见他们衷心希望发展电影业。
说到成立公司的初衷，Aron说，“圈内人大都是以自由工作者的方式合作，包括我们。某天我跟勇昌说，与其是这样，不如成立公司。你创作，我找投资商，我们组织团队，有自家的智慧产权，这才是长远发展方案。”
建立投资方信心
Aron说，“本地很少正规电影公司，很多是拍完后就解散。其实电影投资额动辄上百万元，我们真的不希望让投资人有所损失，然后却没有跟进检讨。不能为了圆梦，而伤害别人的钱包。”
组织电影公司，意味着有系统和规划，更有延续性。“表示我们不只是拍一两部电影而已，我们有长远计划，会检讨和改进，以企业模式进行。这样才能给投资人信心。所以，我们和投资商能建立长期关系，我们会透明化交代一切。”
他们说，“在这行，塑造信誉和品牌很重要。人家说拍本地电影很难找到资金，没错，以前我们的确要去苦求投资人，过程真的很艰难。但是现在，有了组织、品牌和信誉，就会吸引固定合作对象。”
Aron说：“我常说,要做电影之前,要懂得做人。我们开业至今，都是在盈利中，账目清楚，还有能力将业务多元化发展，例如发行、投资戏院，给观众和投资者证明了，乐盟是可行的。”
李勇昌语重心长地说，“艺术界的人习惯被赞助、被扶持，但是却很少去考虑，拿了人家的资源，如何能为投资者带来收益呢？唯有拍出好的、有观众群的作品，才能让这个圈子健康地生产和成长。”
起步者切勿我行我素
我们可以看到，乐盟旗下电影的组合很国际化，有来自新马和中港的明星与制作团队参与。《怨灵2》就是马中合拍成功例子，在中国的票房1100多万，开拓疆界走向国际，创造了更大的契机。
Aron说,他们之前拍了部《小电影》,虽然口碑好，但是票房却差。“我曾到香港请著名电影人施南生帮忙发行，对方点醒了我，她说，‘没有知名演员的电影很难受落。当下我就醒悟了，必须选对演员，然后往国际化发展,才有机会！”
他们说，一部叫好叫座的电影，其实集合了很多元素才能促成，需要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电影人需要在可掌握的因素里，做出合适的安排,在对的时候，用对的题材和剧本。
很多时候需要业者去调整，才能让公司存活。他们明白，现阶段要听市场的需求，不能先太自我，打好基础，建立起本地电影业，也许数年后，他们就可以任意拍些自己喜欢的东西。Aron说：“为了让一部电影有更长的播放周期，不能只是单靠电影院上映，还有很多方案可以行，例如洽谈飞机内播放、到外国发行、网络播放等。”
《一家亲亲过好年》这部电影，在中国播放时改名为《疯狂这一年》，并且是趁着父亲节上档，适时赚到了收入,拉上补下，以此弥补其他表现不佳的业务。“这就是开设电影公司的优势，以创造自家系列产权，整合和良好地利用资源。”他说。
有了自家企业，还能做内部培育。李勇昌跃升为孵化新进班底的导师，选择合适的外聘导演，提拔新人，为本地电影业创造更多就业和发挥的机会。2020年贺岁片《新年泰疯狂》 就是聘用了新导演的其中一部大马中文电影。
改变剧组苛刻传统
李勇昌说，“让电影人成熟,需要时间。不少人以为我是突然冒出头来，其实我是过了十多年穷日子！不经过彻骨寒冷，哪有梅花扑鼻芳香。成绩是需要时间验证的。”两人感叹，“我的同辈、同届的同学，几乎只剩下我还在这行的导演岗位上打拼！可见是多么难以坚持。所以我们希望，可以开创一个好环境，让同业有时间去慢慢打磨。”
说到两人的合伙关系,许康文笑说，“不是打官腔，合作以来，我们真的没有吵过架，这也许跟性格有关。你看勇昌，他是不会跟人吵架的类型，我本身脾气虽然有点冲动，但是我们各司其职,彼此信任，有共同目标，一直相安无事。”李勇昌也说，“我们会提出各自的意见，只要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，就没有什么不可以配合。”
他们也是以温和的态度对待同业，制造了亲和的工作气氛。“来到我们的剧组的工作人员,都很开心。以前的导演会骂演员和工作人员，我们都是被骂过的，所以现在不希望公司有这样的环境循环。”
他们说，拍电影是人事复杂的组合，每开一部戏，上百人一起工作。必须要真诚、气氛开心，才能拍出好电影。”Aron笑说：“所以我们的公司叫‘乐盟’。热爱电影的人，拍电影的过程应该是快乐和享受的。我们希望，可以为本地电影创造好的机制和环境。”
